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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友兰先生提出的“抽象继承法”，不是泥于迹，而是守其意；是“神似”而非“形似”。所谓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”，意味着君臣父子都要各尽自己的职分，做自己职分内应当做的事。一个人做他应当做的事，也就是遵循固然之理、本然之性、当然之则去行事，才是道德的选择。今天固无君臣关系，但每个人都要做自己所该做的事这个道理本身，却是不会过时的，也不会改变的。

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既是一个繁荣的时代，因为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这般便捷地、随心所欲地生活；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，因为在文明最为开化的鼎盛期，却充满种种不确定性，对未来的预期变成一种冒险。这既富有讽刺意味，也是一个巨大的吊诡。在这一挑战面前，我们除了回首古典智慧，以便从中获得启迪和昭示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

恰当地看待传统文化，无法回避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，这就是参照系的历史性转换。从历史语境的变迁和参照系的转换看，我们经历了由“现代性”向“后现代性”的演进。这注定了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维度上“重估传统价值”。在一定意义上，所谓现代化也就是告别传统，它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不信任。当现代性内在矛盾及其带来的危机日益暴露，而且这种矛盾和危机在现代性内部难以找到出路时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智慧的潜在价值便日益凸显出来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出现了诸如生态失衡、环境恶化、能源短缺、淡水资源匮乏等“全球性问题”。“全球性问题”的提出，意味着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发展理念遇到了深刻危机。从文化理念层面说，正是戡天役物的取向和人的欲望无度扩张，才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敌对性矛盾。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21世纪的人类文明就难以看到希望和出路。

当代社会存在的一个困境，就是社会信任危机。信任对于人的存在来说，就类似于空气对于人的重要性。离开了信任，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交往都无法进行。人的交往说到底是基于信任而不是法律建立起来的。所谓法律，从一定意义上说不过是以国家意志表达的社会契约，它在本质上有赖于缔约双方的彼此信任。就此而言，信任是优先于契约的。社会信任大厦从根本上说是基于道德建立起来的，信任危机其实就折射着道德的衰弱，而道德的基础是信仰。因此，重建社会信任归根到底取决于重建信仰。问题在于，信仰是“养成”的，而不是“学成”的，它离不开生活实践。这就不能不需要营造一种适宜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占主导地位的性善论的人性论假设，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“德性优先于知识”的取向，还有“以义制利”的选择原则，再如不断提升人生境界和希贤希圣的价值诉求等，这些因素都将有助于化作实际生活的样态，对人产生全方位的熏染、陶冶，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决定着人的道德人格的生成。在此意义上，中国传统文化在重建公序良俗、优化人与人的关系方面，也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(完)

何中华，山东莒南人，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。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。在《哲学研究》《哲学动态》《文史哲》等刊物发表论文300多篇，出版《哲学：走向本体澄明之境》《重读马克思：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》《历史地思：马克思哲学新诠》《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》《马克思与孔夫子：一个历史的相遇》等著作。论文被《中国社会科学》(英文版)、《新华文摘》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、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》等刊物转(译)载，在学界有较大反响。